結構性改革，中國給出“攻略”

結構性改革，中國給出“攻略”

2016年10月24日 14:52:14 來源:人民日報 作者:趙展慧 丁怡婷

　　張芳曼制圖

　　深化結構性改革是G20杭州峰會的一項重要議題。在世界經濟深度調整的背景下，結構性改革成為提高生產力和潛在產出的關鍵。杭州峰會確定了結構性改革的促進貿易和投資開放、推進勞動力市場改革等9大優先領域以及48條指導原則，既提供了結構性改革的中國方案，又描繪了符合各國國情的指導藍圖。

　　結構性改革治的是慢性病

　　國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屬于結構性改革的范疇

　　結構性改革改的是啥？

　　“G20杭州峰會提出的結構性改革，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經濟結構調整。結構性矛盾就像身體失調了，改革才是治本之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認為，結構性改革是針對結構性矛盾背后的體制機制進行改革，比如國企改革等。

　　在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祝寶良看來，將結構性改革作為峰會的一項重要議程，是因為結構性問題是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共同困境。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各經濟體應對危機不斷出招，但全球經濟仍陷入“低增長困境”，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遞減，資產泡沫等負面影響卻逐步顯現。“各國都意識到全球經濟低迷不是短期波動，而是長期問題，量化寬松等刺激政策收效甚微，應該進行結構性改革。”　祝寶良認為，進行結構性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要解決土地、勞動力、技術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問題，讓生產要素得到高效的配置。打個比方來說，過去的短期刺激措施像吃激素，治急癥，而結構性改革治的是慢性病，旨在推動長期可持續的增長。

　　G20峰會所提的結構性改革與國內正在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不是一回事兒？李佐軍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屬于結構性改革的范疇，是從供給側入手的結構性改革。需求側也有結構性改革，比如針對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的結構性矛盾進行的制度改革。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認為，總體來說，結構性改革還是更重視供給面，重視中長期效用。“結構性改革既有普遍性，也有國別之分，有的方面大家都需要做，但不同國家重點不同，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針對本國國情的改革措施，也為全球結構性改革提供了中國方案。”

　　結構性改革重點領域、評估體系首次明確

　　把國內做法和國際政策有機結合，更有號召力和可操作性

　　結構性改革的議題并非首次亮相G20峰會。在2009年匹茲堡峰會、2010年首爾峰會，結構性改革都曾被提及。那么，杭州峰會上的結構性改革有何突破？

　　“從表述的方法、形式到內容，中國都把結構性改革提升到了更高的高度，留下了中國印記。”盧鋒說。

　　盧鋒認為，杭州峰會更系統全面地闡述了結構性改革，提出九大優先領域和48項指導原則。這九大領域繼承了以往峰會結構性改革的重點領域，同時在與各成員充分磋商的基礎上，第一次明確確定了重點領域，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除此之外，杭州峰會還制定了一套指標體系組成的量化框架，囊括了勞動生產率、就業率、基尼系數等12個指標，來監測評估各國結構性改革的進展。“缺少共同行動指導和有效評估是過去各成員國結構性改革進展不佳的重要原因。”

　　同時，專家們認為，杭州峰會提出的結構性改革更加基于對國際金融危機后經濟特征的科學分析。“總結經驗教訓后，我們對全球經濟形勢的表述與以往相比有不小差別，既提及了金融市場動蕩、生產力及就業增長緩慢等風險因素，也表述了增長新動能孕育等積極因素。”盧鋒認為，杭州峰會尤其強調我們正處在世界經濟版圖持續變化和全球增長動力大轉型的時代，機遇與挑戰并存。

　　中國所提的結構性改革，最獨到之處還是把國內做法和國際政策有機結合起來，盧鋒認為這體現了中國作為主席國真正的領導力。“中國去年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在產品市場、金融市場、鼓勵創新、財稅改革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為世界經濟增長注入了活力。中國將自身改革經驗與G20結構性改革議題結合在一起，更有號召力和可操作性。”

　　此外，專家們表示，此次杭州峰會將結構性改革與財政、貨幣政策并列提出，既重視供給側，也沒有忽視需求側，標本兼治，提供了一個覆蓋短期、中期和長期的增長戰略。

　　開放貿易是全球結構性改革當務之急

　　各國改革應各有側重，中國改革已邁出積極步伐

　　結構性改革九大優先領域及48條指導原則作為高級別的指導，已經在杭州峰會上達成共識。專家們普遍認為，對全體成員國來說，共識的重中之重是促進貿易和投資開放，這也被杭州峰會置于九大優先領域之首。

　　隨著世界經濟增長放緩，貿易保護主義有抬頭之勢，WTO今年6月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從2015年10月中旬至2016年5月中旬，G20經濟體實施了145項新的貿易限制措施，自2008年以來，G20成員一共實施了1583項貿易限制措施。

　　“當務之急就是各個國家都別把市場封閉了，開放才會有競爭，才會更利于創新，全球經濟才能走出低速增長。”祝寶良說，這也是中國此次為世界經濟開出的重大藥方。

　　推動貿易投資開放，峰會也切切實實顯現了“中國力量”。今年G20峰會首次設立貿易投資工作組，就加強二十國集團貿易投資機制建設、促進全球經濟增長、促進全球投資政策協調等議題展開討論。二十國集團工商界活動B20也就實現強勁的國際貿易與投資提出政策建議，呼吁加快批準并落實貿易便利化協定，支持世界電子貿易平臺倡議，促進中小企業融入全球價值鏈等等。“隨著‘一帶一路’建設、亞投行的推進，目前中國已經在全球經濟貿易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且是全球自由貿易的主要倡導者。”李佐軍說。

　　共識之下各有側重。G20結構性改革的藍圖中也強調，各國應關注與自身改革聯系最緊密的優先領域，結構性改革的具體選擇和設計必須考慮該國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優先重點，包括收入水平、所處的經濟周期及政策空間。

　　“比如在西方發達國家，勞動力市場改革應該是結構性改革的重點。”祝寶良表示，當前歐洲一些國家存在最低工資和社會福利偏高的問題，從而導致失業率上升，財政赤字大幅增加，競爭力衰退。對中國來說，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應該是深化國企改革，促進資源的有效流動，促進競爭并改善商業環境。李佐軍則認為，推進勞動力市場改革、鼓勵創新也是中國當前面臨的迫切任務之一。“促進科技創新、提升人力資本，形成新的增長動能，是中國當前經濟轉型升級必須要過的關，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無論對中國還是其他成員國來說，結構性改革都是艱難之舉。李佐軍分析，首先結構性改革的觀念仍不十分普及，共識仍有待進一步形成。此外，對過去發展模式的“路徑依賴”“鎖定效應”，也增加了改革的難度。

　　專家們認為，中國把結構性改革當成當前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在結構性改革上已經邁出了積極的步伐，顯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擔當。“在艱巨的任務面前，一定要當行動隊，而不要當清談館，這才是改革的關鍵。”盧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