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整版探討：歐洲一體化為何受阻

人民日報整版探討：歐洲一體化為何受阻

歐洲內部分化在持續

2016年12月25日 15:07:35 來源:人民日報 作者:孫壯志

　　歐洲曾以成功的一體化引起世人矚目。但近年來，歐洲一體化進程放慢了腳步。歐洲許多國家內部出現了反一體化的浪潮，民粹主義興起，難民問題和恐怖主義給各國政府帶來巨大壓力，歐洲離心力越來越強。這些現象是怎么發生的?怎樣看待這些現象背后的原因?本期觀察版約請相關專家學者進行探討。

　　——編  者  

　　本世紀之初，歐盟曾以一體化的成功和多輪東擴，給世人以重回國際舞臺中央的印象。但這種短暫的高歌猛進并沒有帶來持久繁榮，地緣政治的擠壓讓歐洲不停地扮演美國小兄弟的角色。烏克蘭危機讓歐洲再一次感覺到冷戰陰影，來自西亞和北非難民的沖擊以及恐怖主義的挑釁讓歐盟的軟弱無力和內部不和進一步凸顯。然而，歐洲的變動局面似乎還在加劇，從英國脫歐公投開始，到意大利憲法公投失敗，再到德國選擇黨、奧地利自由黨、意大利五星運動、法國國民陣線崛起。放眼歐洲，很多國家民粹主義興起、社會對立加劇。歐洲為什么越來越分化了?

　　經濟發展不均衡

　　歐洲社會發展到今天，之所以內部分化，與國際環境和其頻繁對外干涉有直接關系。近些年來，歐盟追隨美國，出臺了各種各樣的“援助計劃”，力圖強化自己的地緣戰略地位。歐洲先后插手敘利亞、利比亞、烏克蘭等熱點區域，與俄羅斯正面對抗，過分透支了財力物力。這種損人不利己的政策，不但沒能解決自身危機，反而造成新的動蕩，并進而影響到歐洲國家內部的團結。

　　今日歐洲面臨的問題是多層次的。首先，國家間的發展拉開距離，“老歐洲”和“新歐洲”的裂痕難以真正彌合;其次，多元文化和主流意識相互排斥，外來移民難以被社會主流所接納;最后，經濟增長乏力使社會矛盾更加突出，債務危機成了揮之難去的宿疾。歐盟曾經在一體化潮流中獨領風騷，但同時也暗流涌動。德國經濟一度一枝獨秀，與其他許多歐洲國家深陷泥沼形成鮮明對照。資源向德國等歐洲大國的整合和集中，讓歐盟內部窮國、富國之間的馬太效應愈演愈烈。希臘民眾選擇左翼激進的政治力量，立足點就是拒絕還債。

　　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隨著歐洲社會老齡化時代到來，變得入不敷出、難以為繼。傳統政黨為了贏得選舉，搞寅吃卯糧的“派糖政治”，也加劇了財政危機。當高福利、高收入、高就業變成高赤字、高逆差、高失業，社會穩定的基石就發生了動搖。政治精英越來越脫離民眾，全民選舉、議會政治成為少數人的游戲，并成為幾個政黨的固定演出，社會問題遲遲無法解決，普通民眾對精英階層和傳統體制積累了越來越多的不滿。

　　歐洲社會在各種沖擊之下暴露了承受力不強的隱患。本來，2015年數量不多的難民和恐怖事件不至于讓諸多歐洲大國手足無措，它們本可以有能力應對這些挑戰，但社會表現出了對政府的空前不信任，讓一種帶有傳染性的悲觀情緒在歐洲各國迅速擴散。而體制的脆弱又讓個別問題進一步放大，導致民眾不安全感增加，人們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斷，而不愿意聽從政客們的安排。

　　分配機制不公平

　　戰后的歐洲經歷過長期的經濟繁榮，與二戰前明顯不同。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由于物質普遍匱乏，生存是人們最重要的話題，對人身和經濟安全的需求占據了重要地位。二戰后，在吸取以往教訓的基礎上，西歐國家重視引進更多的社會主義元素，同時不斷深化經濟上的聯合，讓歐洲獲得了快速發展，民眾幸福指數直線上升，以超穩定為代表的價值觀成為戰后歐洲社會主流。但是自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隨著石油危機爆發，歐洲國家先后進入“滯脹”階段，一方面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逐年下降，另一方面社會分配機制日漸僵化。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激化了歐洲社會固有矛盾，政治上激進勢力開始找到舞臺，代表社會底層和工人階級利益的不再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政黨。2008年開始，歐洲社會民眾對平等公正的要求逐漸增強，民粹主義因而抬頭。

　　歐洲社會的不平等，核心是分配機制不公平。以歐盟核心大國德國為例，從歐盟統計局2005年到2014年的人均實際GDP增長率、基尼系數和青年失業率來看，經濟危機后德國青年的失業率明顯低于經濟危機前，表明德國青年就業水平是比較高的，但是人均實際GDP增長率卻在下降，而且基尼系數也明顯高于危機前。這表明社會發展狀況是，即便能夠實現較充分的就業，收入仍然降低且收入差距繼續拉大。這樣的分配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導致歐洲民眾特別是青年的政治態度轉變。

　　未來要重視民生

　　歐洲社會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生存需求再次成為人們的重要議題。但這個階段的生存需求與二戰前又有很大區別，人們更加關注生存質量和不同階層間的公平。

　　歐洲民眾當中出現的反移民、反一體化、反精英、反全球化傾向，表面上是國家利己主義的表現，實際上映射的是社會層面的嬗變。面對既要實現經濟增長又要惠及民生的強大呼聲，各國政府面臨著巨大壓力。對于歐洲來說，很多選項都是兩難的，比如財政危機要求削減社會福利，而減少福利支出又會引起社會更大不滿;難民問題同樣如此，接納和不接納都會引發尖銳沖突。當然，這些問題也為歐洲各國進行改革創造了契機。如果各國政府能夠把更多精力放在解決內部經濟社會問題上，特別是對舊的分配制度、福利制度進行改革，更加關注改善民生，通過擴大對外經濟合作實現持續增長，那么，就可以有效緩解社會矛盾。對冷戰結束以來的“新干涉主義”，歐洲政治家應當反思，主動拆除地緣政治藩籬，在國際交往中放棄所謂的意識形態標準，積極釋放貿易和投資的活力。在平等的基礎上實現共同發展，才是正確出路。

　　雖然目前歐洲社會尚未喪失活力，一些國家出臺的新經濟和社會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歐盟一體化也沒有就此完全停步，但歐洲內部的分化仍在持續，經濟增長的動力依然不足。如果僅僅把民眾的利益訴求看成是謀求自身政治利益的工具，抱著舊規則和制度不放，沒有認識到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性，繼續造成各種積重難返的問題，那么，歐洲要想再現昨日的繁榮，恐怕就是困難重重的期許了。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