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城市能級不足的短板 浙江準備這樣破題

中心城市能級不足的短板 浙江準備這樣破題

2019年02月23日 12:16:23 來源: 浙江新聞客戶端 作者: 記者 方臻子

　　大都市區，是區域經濟和城市化進入新發展階段的高級功能形態。

　　正如哈佛大學愛德華·格萊澤教授在《城市的勝利》一書中所說的，“城市為那種能夠讓人類最大限度地發光發熱的合作提供了可能”。在大都市區里，人類“發光發熱的合作”的能量級別，可能就是《流浪地球》里“點燃木星”級的。

　　位于世界級六大城市群之一的長三角城市群南翼的浙江，今天對外發布了其雄心勃勃的大都市區建設系統謀劃部署。

　　浙江的大都市區如何定位？將怎樣建設？素來以“強縣經濟”和“省管縣”模式馳名的浙江，又是為什么轉變思路，開始全力建設大都市區的？

長三角“金南翼”這樣建

　　21日召開浙江省大都市區建設新聞發布會上，浙江省發改委副主任翁建榮，拋出了一大堆“干貨”。

　　浙江大都市區建設的總目標：努力成為長三角世界級城市群一體化發展金南翼。具體目標為：打造參與全球競爭主陣地、長三角高質量發展示范區、浙江現代化發展引領極。

　　今天的發布會，是浙江第一次系統提出大都市區建設的謀劃部署。

　　此前，對于大都市區建設的總目標，浙江一些官員曾在不同場合用到過“長三角世界級城市群最具活力的金南翼”的表述。在這一次的“正式版”表述中，“最具活力”，被“一體化發展”一詞替代。

　　2018年底，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新時代，浙江需要更大的空間來擁抱高質量開放合作，長三角省市也需要浙江積極主動敞開懷抱來強強合作，共建世界級城市群和產業群。”

　　浙江省發展規劃研究院首席研究員秦詩立，也關注到了這一變化，“因此，浙江提出大都市區建設，這個‘大’字，不僅是都市區建設規模更大、都市區人口和產業規模更大，更是要立足浙江、面向長三角、服務全國和全球，來規劃建設浙江的大都市區。”

　　“長三角一體化為浙江大都市區建設發展提供了難得的契機和空間，這也是這次浙江大都市區建設如此選擇目標定位的根本目的和價值所在。”他說。

　　時間跨度上，大都市區建設要分“兩步走”——

　　到2022年，全省大都市區的綜合實力明顯提高、特色優勢更加鮮明、核心功能更加集聚、聯系互動更為緊密、輻射帶動更為顯著。

　　并且，浙江已經給“第一步”設立了一個具體明確的要求：大都市區核心區GDP總量全省占比78%以上，常住人口總量全省占比72%以上，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60%，各類人才總量超過1000萬人，城市軌道交通總里程達到850公里以上，城市智慧大腦服務面積覆蓋率達到30%以上。

　　而在到2035年的“第二步”中，浙江的四大都市區要全面建成“七個城”，即充滿活力的創新之城、聞名國際的開放之城、互聯暢通的便捷之城、包容共享的宜居之城、綠色低碳的花園之城、安全高效的智慧之城、魅力幸福的人文之城。

　　同時，全省城鄉實現高水平一體化發展，在長三角世界級城市群中的功能地位進一步提升，成為長三角最具影響力的戰略資源配置中心、最具活力的新經濟創新創業高地、最具吸引力的美麗城鄉示范區，國際競爭力顯著增強，達到世界創新型地區領先水平。

▲四大都區總體格局

　　在空間格局上，將呈現“四核、四帶、四圈”，即以杭州、寧波、溫州、金義四大都市區核心區為中心帶動，以環杭州灣、甬臺溫、杭金衢、金麗溫四大城市連綿帶為軸線延伸，以四大都市經濟圈為輻射拓展的“四核、四帶、四圈”網絡型城市群空間格局。

　　其中，四大都市區核心區的“極核功能”將被強化，按照特色優勢，打造差異化的功能布局。

　　杭州都市區，要以數字經濟為特色，發揮其獨特韻味、別樣精彩世界名城的輻射作用；寧波都市區，定位在建設以開放創新為特色的國際港口名城；溫州都市區，要建設以國際時尚智造為特色的中國民營經濟之都；金義都市區，則建設以絲路開放為特色的世界小商品之都、國際影視文化之都。

“江浙之爭”看城市“馬太效應”

　　“其實，浙江早在‘十二五’時期，就明確了城市化的主體形態為都市區。”秦詩立強調，“大都市區”是基于現代產業集群發展和科研創新資源要素集聚儲備，已難以由獨立一個城市來承擔，需要周邊城市來緊密協作、優勢互補、抱團做強的戰略選擇。

　　浙江素來以“強縣經濟”和“省管縣”模式馳名，“百強縣”數量曾連續多年冠居全國。然而，隨著縣域經濟經過數十年發展后碰觸到了“天花板”，浙江省政府決策層近年逐漸傾向于堅信，城市化尤其是以大城市為內核的都市化，才是浙江經濟未來的希望所在，大都市區才是營造先進生產力的最佳物理平臺。

　　在都市區的競爭層面，是強者愈強的“馬太效應”。

　　要說明這個“馬太效應”，“江浙之爭”或者說是江蘇與浙江的發展模式之爭，或許是一個生動的案例。

　　改革開放以來，江、浙采用了不同的城市發展模式。江蘇采取“市管縣“體制，集聚縣級力量，大力扶持、發展中心城市建設；而浙江一直采用“省管縣”體制，重點發展縣域經濟。

　　浙江的“省管縣”模式，帶來的直接效應就是促使浙江縣域經濟快速發展，帶動了老百姓收入提高，為居民帶來了切切實實的實惠。但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大城市拉動經濟效用顯著，縣域經濟卻出現局部疲態，引不進、建不起大項目，并互相在低檔次無序競爭，重復建設，局部甚至成為經濟向更高層次發展的阻力。

　　在浙商研究會執行會長胡宏偉的《東方啟動點》一書中，這樣描述這場四五年前的江浙“暗戰”：浙江、江蘇是山水相連、人脈相融，經濟發展層面紀既惺惺相惜，又各不相讓，是中國版圖上彼此映照、高度競合最為有趣的“雙子星”。然而有一天，江蘇不再把浙江當“對手”了。

　　一時間，江浙之爭，甚囂塵上。時任浙江省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應雄撰寫了《萬字雄文，在論蘇浙之爭》，文中比較了兩地多個方面，其中一點是“中心城市聚合力”——

　　以城區人口計，2012年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江蘇有11個，浙江僅5個。據官方權威發布，2009年全國城市競爭力50強，江蘇蘇州、無錫、南京、常州、南通、揚州6個市入列，而浙江僅杭州、寧波、溫州3個市躋身其中。

　　強大的縣域經濟以及與此對應的塊狀經濟一直是浙江手中的一張“王牌”，最風光的一年，浙江竟然奪得得全國“百強縣”榜單的29席，傲視天下。為此，浙江曾經多年醞釀推動“強縣擴權”與“省直管縣”。但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大都市才最有可能成為打造先進生產力的平臺。

　　“中心城市聚合力”的相對弱勢，直接后果是浙江制造深陷“低小散弱”格局，產業升級異常艱難，長期停留于“工業大省”。反觀江蘇，制造業“高新大強”優勢凸顯，“工業強省”當之無愧。

　　2018年，江蘇全年實現生產總值92595億元，全國第二。浙江GDP為56197億元，全國第4位，江蘇的60%。

　　縣城經濟雖然活力張揚，但明顯缺乏大城市觀念開放、人オ、資金技術信息匯聚的比較優勢，而后者恰是產業創新升級的必備條件。

　　其實這一點，2010年，浙江省政府咨詢委在《浙江省“十二五”規劃總體思路研究》中已有反思：長期以來，浙江區域經濟發展主要依賴縣域經濟推動，建議“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應該實行中心城市帶動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

　　從“鄉村化浙江“到“都市化浙江”

　　在建設大都市區這一點上，浙江一直在積極行動，要把“鄉村化”的浙江嬗變為“都市化”的浙江。

　　2011年3月，《浙江省城鎮體系規劃（2011-2020年）》發布，除歷來公認的“鐵三角”杭州、寧波、溫州外，一直備受爭議的浙江都市第四級正式宣告花落金華-義烏。至此，全省都市經濟骨架顯山露水：北部的杭州、東部的寧波、南部的溫州、腰部的金義。

　　▲四大都市區空間范圍

　　同時，浙江也正在頻繁通過“圈縣”式的行政區劃調整，做大中心城市。

　　比如杭州市區，最開始的時候合并了蕭山、余杭，到2014年富陽撤市變區，2017年臨安市變為“臨安區”，地盤不斷擴大。現在，杭州市區面積已達到了8292.31 平方千米，超過上海、南京、深圳，成為中國東部地區面積第一大的城市。

　　紹興，2013年撤銷紹興縣，設立紹興市柯橋區，撤銷縣級上虞市，設立紹興市上虞區。在溫州，在2015年撤銷洞頭縣，設立溫州市洞頭區，將溫州市龍灣區靈昆街道劃歸洞頭區管轄。在寧波，2016年9月，撤銷寧波市江東區，將原江東區管轄的行政區域劃歸寧波市鄞州區管轄，撤銷了縣級奉化市，設立寧波市奉化區……

　　在今天的發布會上，浙江雄心勃勃。未來，一個可以媲美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倫城市群的“大都市區”，正在向我們走來。

責任編輯： 徐曼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