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浙江經驗

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浙江經驗

2019年03月07日 13:05:38 來源: 浙江新聞客戶端 作者: 劉開君

　　政府是人類社會處理公共事務的最重要的組織形式。政府職能劃定了政府機構在處理公共事務、解決公共問題、提供公共服務過程中的行動邊界，政府運行的指導理念、職能界定與實踐過程直接決定著政府的行動邊界和治理成效。新時代呼喚著新的改革理念和思路。改革開放40多年來，浙江緊跟中央從發展型政府到服務型政府的改革步伐，始終圍繞市場經濟發展需要推進政府改革創新和職能轉變，通過“擴權強縣”“四張清單一張網”“最多跑一次”等地方性改革舉措，持續推動中央轉變政府職能的改革決策落地落實，為服務型政府建設提供了浙江經驗。

　　第一，以強化公共服務為導向，持續推進政府職能轉變。發展型政府的本質含義是政府職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在“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四項服務型政府的職能中，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直接服務于市場經濟發展，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則通過創造良好市場秩序間接服務于市場經濟發展。曾經廣為詬病的所謂“發展型政府”實際上是“公司化政府”，即拋棄公共服務職能，而傾向于公司化運作，以謀取地方利益為基本訴求，其實質是發展型政府的異化，而并非真正意義上的發展型政府。由此可見，服務型政府與發展型政府的職能差異性體現在推動經濟發展的方式上，服務型政府要求政府職能從微觀經濟領域退出而專注于宏觀調控和市場監管，從而建立有穩定預期的市場秩序。由于我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政府發展職能不可或缺，但是發展職能逐漸弱化而公共服務職能逐漸強化的趨勢不會變。政府職能重心應當不斷向公共服務傾斜，通過創造穩定的市場秩序而更好地服務于市場經濟發展。

　　第二，以中央政策落地為目標，持續加碼基層改革項目。歷次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以及“放管服”改革等推動政府職能轉變的改革舉措，均由中央政府啟動并自上而下地推動執行，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執行效果衰減、政府職能“碎片化”以及政府機構“精簡-膨脹”循環怪圈的影響，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形成“政策距離”，導致中央政策往往達不到理想效果。然而，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加碼改革項目，創造性地執行中央政府推動政府職能轉變的各項政策，建設服務型政府效果顯著。尤其是“最多跑一次”改革，將政府職能轉變的指導理念從“總是以行政為中心設計改革思路”轉換為“以人民為中心來審視行政審批制度”。浙江經驗表明，地方政府必須不斷地改革創新，通過設計和執行具體化的“改革項目”推動中央政策目標實現，縮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政策距離”。換言之，地方政府只有根據本地治理實際，將中央政策轉化為一個個具體的“改革項目”，并賦予其明確的“任務書”“路線圖”“時間表”“責任人”，才能推動改革目標轉變為具體的改革成效。

　　第三，以激發市場活力為重點，持續推進體制機制改革。政府職能的核心是如何界定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邊界。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在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過程中，始終將激發市場活力置于重要位置，不斷簡政放權，不斷再造市場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優勢，充分發揮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從而推動浙江省從資源小省發展成為民營經濟強省。浙江通過深化改革率先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市場體系的較早發育，深刻地調整了資源配置方式和產業組織形式，極大地提高了浙江企業和產業在市場上的競爭活力和比較優勢”。浙江實踐生動說明，政府職能是一個動態調整過程，應當根據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的變化，及時調整政府職能及其履行方式，不斷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以充分釋放市場和社會活力。

　　第四，以新技術新工具為支撐，持續推動政府流程再造。組織結構決定組織功能，并由此衍生出我國“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越往基層其弊端就體現得越發明顯。因此，近年來關于如何優化基層政府職能體系和整合基層治理資源，始終占據著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的重要位置。人類社會的每一次重大技術進步都是推動國家治理和政府職能變遷的關鍵力量。20世紀80年代以來，浙江實踐展示了電子政務推動政府流程再造和政府職能重構的顯著成效。進入新時代，面對企業對政府服務效率的更高要求，浙江通過“四張清單一張網”改革公開政府權力清單、政府責任清單、企業投資負面清單和財政專項資金管理清單，并將行政審批事項全部上網，推動政府權力和責任公開。2017年，浙江省將“四個平臺建設”納入“最多跑一次”改革項目，重構綜合治理、市場監管、綜合執法和便民服務等四項職能，推動縣域政府職能部門的資源和力量下沉基層一線，重塑了權責清晰、功能集成、運行高效、跨層級跨部門跨平臺的基層政府治理體系?？梢灶A見，新技術新工具未來必將在推動政府自我革新上發揮更大作用。

　　【作者單位：紹興市委黨校】

責任編輯： 鄒姍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