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需要回答的六個疑問

長征——需要回答的六個疑問

2016年10月20日 09:34:43 瀏覽量: 來源:中青在線 作者:公方彬

　　疑問一:既然“跟著走”，政治信仰堅定體現在哪里

　　長征勝利數十年后的一天，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向其提問:“長征的時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鄧小平回答:“跟著走!”作為最早的革命家之一，也是長征的親歷者，他沒有談到政治信仰。

　　2004年，新華社軍分社與《北京青年報》聯合開展大型系列采訪活動“我的長征——尋訪健在老紅軍”。采訪涉及76位老紅軍。座談會上有人提出疑問，一直講紅軍是有信仰的隊伍，為什么76位老紅軍沒有一人講自己因信仰參加紅軍和長征，而是強調自己為吃飯而來?

　　這是個必須辨析的重大問題。紅軍官兵若非因信仰而來，便與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軍沒有區別，也應了國民黨的污稱，“共匪”、“赤匪”，長征是“流寇”行為。推而廣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其實沒有跳出“江山輪流坐”的歷史邏輯。倘真如此，偉大長征或長征精神也便成了“虛構”，甚至純粹是為執政尋找法理和道義支撐。

　　紅軍長征的精神支撐是否來自于信仰信念?回答是肯定的。在中國歷史上，出現過3個以“萬里”為計的活動:萬里長城、萬里絲綢之路、萬里長征。3個萬里中有“一個半”與信仰有關。“半個”是萬里絲綢之路，當年敢于過沙漠，闖戈壁，越雪山者，除了為利益而來的商隊，就是傳播佛法的僧侶，所謂“絲綢西去，佛法東來”。“一個”是萬里長征，在今天的云南迪慶和四川甘孜之間，有個叫香格里拉的地方，直線距離并不遙遠，卻橫亙著連綿雪山，歷史上靠雙腳走過這段距離的只有兩支隊伍，一支是喇嘛教的僧侶，另一支是中國工農紅軍，二者都在追求自己的精神天堂。兩支隊伍相比較，紅軍隊伍甚至比喇嘛隊伍更富精神感召力，這也是天寶喇嘛脫去袈裟換上紅軍軍裝的原因。

　　認定紅軍的精神力量來自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信仰，佐證很多。瑞士籍英國傳教士薄復禮在《神靈之手》中說:“許多報道因紅軍抓了我們這些人的舉動，而將他們稱為匪徒和強盜，實際上紅軍領導人是堅信共產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徒，并在實踐著其原理。”他又說，“中國紅軍那種令人驚異的熱情，對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對自己信仰的執著是前所未聞的”。張學良也說過:我告訴蔣介石，咱打不過共產黨，他們人少，但每個加入者都知道為誰而戰。這就涉及到信仰。

　　看一個政治集團是否有信仰，有3個要素:理論、領袖、追隨者。

　　先看理論。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的政黨，因此有了“政治建軍，思想建黨”，進而產生強大的征服力。試想，若沒有先進理論，在“好人不當兵，好鐵不打釘”、“兵匪一家”的文化環境里，斷不會出現江西興國全縣23萬人中，有8萬多人參軍參戰，占青壯年的80%，有的家庭兄弟姐妹全部參加紅軍。同樣也不會出現斯諾所說:“千千萬萬年輕人的經久不衰的熱情、始終如一的希望、令人驚詫的革命樂觀情緒，像一把烈焰，貫穿著這一切，他們不論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絕不承認失敗——所有這一切以及還有更多的東西，都體現在現代史上無與倫比的一次遠征的歷史中了。”

　　繼看領袖。任何革命活動，一定存在孫中山先生劃分的:首義黨員、協助黨員、普通黨員。首義黨員是靈魂，他們最能反映一個集團的品質，且決定著追隨者的多寡。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或最早的革命者，很多是背叛自己階級者，如果為了私利，便不會起來革命。比如，33歲就犧牲于革命事業的彭湃，他把自家的房契、地契一把火燒掉，將土地全部送給窮人。正是這樣的偉大犧牲，及其背后的先進理論或偉大信仰，保證了共產黨的領袖擁有強大的號召力。

　　再看追隨者。沒有信仰的隊伍，一打就散，散后難聚，有信仰的隊伍打散可以重聚，紅軍長征中有很多掉隊者，遠遠地循著足跡前行。有信仰的隊伍不輕易動搖，張國燾叛變革命后，受國民黨指派搞策反，原本張國燾信心滿滿，結果未拉走一兵一卒，氣得戴笠大罵其無能。為什么張國燾無力策反自己組織的部隊?這就是理論武裝與堅定信仰的作用。當大字不識的農民、俘虜過來的士兵，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武裝，便實現覺醒，進而成為堅定的革命者，從此他們不再依附于單個人，而是信仰主義，追求真理。

　　有了信仰，就會創造精神的高地。在四川紅原縣與黑水縣的交界處，有一座亞克夏山，海拔4800米，在北坡埡口，建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園，這里埋葬的是1936年紅軍長征犧牲于此的12名紅軍戰士，他們的遺體在犧牲16年后被發現。可以說，這個紅軍烈士陵園不僅有地理上的高度，更有精神上的高度。試想，紅軍爬雪山過草地，平均每天一次戰斗，每300米有一名紅軍官兵倒在前進的路上，如果沒有堅定的政治信仰作支撐，斷不可能完成這次“死亡行軍”。如張聞天所言:“沒有理想，不用說萬里長征，紅軍連一千里都走不了。”

　　回到前面的疑問。鄧小平之所以講自己“跟著走”，除了形象說法，主要因為長征初期的鄧小平是頂著“右傾錯誤”的帽子，且沒有擔任高級指揮員。既然不是決策者或參與決策者，自然是跟著走。但從信仰信念的角度講，他的堅守也是顯而易見的。在行軍戰斗過程中，他克服困難，主持編印了兩期《紅星》報，向紅軍官兵宣傳真理，擔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期間，每到一地都組織刷標語，向人民群眾宣傳共產黨和紅軍的主張。如果沒有信仰，便不會如此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