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需要回答的六個疑問

長征——需要回答的六個疑問

2016年10月20日 09:34:43 瀏覽量: 來源:中青在線 作者:公方彬

　　疑問三:既然是生命相迫，何以證明“鐵心跟黨”是選擇的結果

　　紅軍長征的直接原因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既然根據地將要丟失，蘇區進入白色恐怖，那么，留下就意味著死亡。因為那個年代的斗爭，你死我活。國民黨軍隊已經喊出“血洗蘇區”“房子要過火，石頭要過刀”，并且此前也是這樣做的。第三次反圍剿中，井岡山小井紅軍醫院的130名傷員，被國民黨軍隊全部槍殺。后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當時留下來堅持斗爭的瞿秋白、賀昌、劉伯堅都犧牲了。

　　正是這樣的原因，有黨史研究者假設，如果當時按照博古、李德的意見，將毛澤東留在蘇區，長征與中國革命的結果都將改寫。這就是說，跟著大部隊走，即使再艱難，仍然生存概率更高，安全感更強。既然如此，何以證明紅軍官兵參加長征是“鐵心跟黨”的結果?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從軍隊的性質宗旨加以認識。

　　如果比較紅軍與封建軍隊、軍閥軍隊和西方國家軍隊的差異，最重要的應當是領導體制及其精神灌注。中國共產黨創立這支軍隊之初，就將其納入自己的堅強領導之下。三灣改編的重要成果是支部建在連上，要求做到班有黨員、排有小組、連有支部，營以上設黨委，與此同時設定了黨委制、政委制、政治機關制度。由此，這支軍隊真正地置于黨的絕對領導之下。所以，鐵心跟黨擁有制度保證。

　　當然，強調紅軍長征是廣大官兵“鐵心向黨”的結果，并不能僅僅從制度設計而來。中國歷史上，封建王朝為了維護統治，也制定了一些制度，從北魏開始的保甲制，明代的連坐，這些措施也很有效，但這些制度都是落后的腐朽的，幾乎徹底扼殺了一個民族的活力。所以，評價制度的先進與否，關鍵是贏得真誠擁戴，還是不得已遵守，是引來光明，還是走向黑暗。

　　紅軍官兵堅持黨的領導，更有深層的動因。我們說，哪里有苦難，哪里就有拯救之力。拯救中國人民走出苦難的是中國共產黨。其所以擁有拯救之力，因為領導者是有信仰的先覺者，因此讓自己的隊伍都覺悟起來。紅軍的領導者以什么來啟蒙官兵?最重要的是推行“三大民主”:政治民主、軍事民主和經濟民主。是“三大民主”讓世代受壓迫者實現了精神解放，找到了自我，從此不再下跪。

　　正像一些老紅軍回憶長征所說，過草地時，后面的收容隊已經不需要路標，因為循著犧牲者的遺體，就可以辨明路線。可以想象，沒有堅定跟黨走的信念，僅此就能摧垮很多人的意志。一個小宣傳隊員進入草地不久就病倒了，臨終前對楊成武說:“我知道黨的事業一定會勝利!革命一定會勝利!”“希望黨的路線勝利，革命快勝利。勝利后，如果有可能，請告訴我家里，我是為執行黨的路線、為了革命的勝利犧牲的?！?/span>

　　有了紅軍官兵行為，也就有了斯諾的評價:“在疲勞已到人類所能忍受極限”的情況下，紅軍官兵仍能保持“經久不衰的熱情，永不泯滅的希望和驚人的革命樂觀主義”。當然，還是毛澤東講得徹底，他在《井岡山的斗爭》中說:“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

　　疑問四:既然無處容身被逼迫，如何證明長征是戰略選擇的結果

　　紅軍長征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想不到，中央紅軍離開蘇區再也沒能回去。原本講的是戰略轉移，是暫時的，因此有了《十送紅軍》中的“早回鄉”。換句話說，紅軍已經不能在蘇區生存，必須尋找新的容身之地，這就意味著轉移不是“出征”或“征戰”。

　　另一個想不到，最后的落腳點是萬里之外的陜北。紅軍離開蘇區后，一直想盡快找個落腳之地，毛澤東曾提出中央紅軍放棄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改去敵力量薄弱的貴州，遵義會議上作出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的決定，再后來又考慮到中蘇邊境，依托蘇聯建立根據地，只是后來從國民黨報紙上得知陜北有個劉志丹，才決定去那里落腳。

　　既然如此，為什么我們一再強調紅軍長征到陜北，是中央和毛澤東確立北上抗日和戰略決策的結果?回答這個問題，需要辯證思維，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只是看表象，即便紅軍不是蔣介石所丑化的“流寇”，至少是被逼著走，甚至就是李德在《中國紀事1932-1939》中所言:“就當時來說，其實沒有一個人哪怕只是在夢中想到過要北上抗日。雖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號，但決不是黨和紅軍領導者的軍事計劃。”

　　應當承認，長征不是提前設計好的，而是逐步發展的結果。紅軍長征備受挫折，但有一個魂從未脫離軀體，這就是紅軍是為人民根本利益而戰的隊伍，肩負著推翻三座大山，將中華民族從懸崖引向坦途的使命。這就決定了，紅軍一段的時期任務隨時調整，但性質宗旨和根本目的不會改變。

　　當解決階級矛盾是頭等大事之時，與代表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蔣介石作戰，就是核心任務，因此有了五次反圍剿。當民族矛盾突出出來，那么國共合作就會應運而生。有了這樣的規定性和本質特點，也就有了1934年7月15日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即北上抗日的主張與組建“北上抗日先遣隊”。只是由于國民黨蔣介石骨子里早有“攘外必先安內”，紅軍便不可能向北走到抗日最前線，而是先解決生存問題。想象一下，如果蔣介石接受了共產黨的主張，紅軍可能早就走上抗日戰場，而不需要走長征的道路。

　　換個角度分析問題。長征中共產黨下決心北上，應當是在華北事變后，也就是經過兩河口會議、毛兒蓋會議、俄界會議逐漸清晰起來，特別是1935年9月18日紅軍占領甘肅的哈達鋪，得知陜北有劉志丹領導的紅軍，遂決定去陜北。這期間還發生了中央與張國燾的北上還是南下的斗爭。

　　但深入分析，則不難發現，正是有了“北上抗日”的旗幟，才有了陳云《隨軍西行見聞錄》中的描述:“此時(1935年6月6日——筆者注)紅軍軍心一致，堅信必可與川北紅軍徐向前部會合，而同時人人自信在天府之國四川發展，不但有無限之前途，而且可以由四川北出陜甘，可徑與日本軍隊開戰，實現共產黨幾年來抗日及收復失地之主張。”同樣有了在達維會師聯歡晚會上毛澤東所說的，“這次會師具有重大的意義”，由此決定了“中華蘇維埃有足夠的戰勝國民黨反動政府和完成北上抗日任務的力量表現”。這就充分反映出上面講到的兩大歷史任務的存在與交替。

　　正如薄復禮在《神靈之手》中說:紅軍官兵“熱情是真誠的，令人驚奇的。他們相信自己所從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斯諾在《西行漫記》中的觀點更鮮明，“共產黨人認為，而且顯然也這么相信，他們是在向抗日前線進軍，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這幫助他們把原來可能是軍心渙散的潰退變成一場精神抖擻的勝利進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