縉云縣前路鄉前路村一景

　　編者按：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是推動鄉村振興的動力源泉，是鞏固黨在農村執政根基的重要基礎。2019年是我省實施消除集體經濟薄弱村三年行動計劃的收官之年。全省各地“消薄”成績幾何？有什么經驗值得總結？又有什么需要改進的？

　　常山縣新昌鄉郭塘村變了，曾經集體收入幾乎為零的“薄弱村”，如今發展光伏產業將增收超過50萬元；云和縣石塘鎮長汀村變了，1000米淡水沙灘的打造，讓它成了能在山里看海的“網紅村”；縉云縣前路鄉前路村變了，過去守著資源沒飯吃的村兩委班子，開發出漂流、滑草等多個項目；臨海匯溪鎮山安村也變了，鄉賢與產業的回歸，讓原來的“空心村”重新煥發了生機和活力……

　　過去這幾年，全省各地農村都或多或少地發生了變化。

　　2017年，省委省政府下發《關于實施消除集體經濟薄弱村三年行動計劃的意見》，要求通過3年努力，全面消除集體經濟年收入（包括各級財政一般性轉移支付補助資金、經營收入、發包及上交收入、投資收益和其他收入，不含項目補助和村干部報酬補助）低于10萬元的薄弱村。

　　在距離收官半年之際，記者到全省各地走訪調研，與干部、群眾共同總結這些年來的“消薄”經驗，其中3對關系引起了記者的關注。

　　“消薄”到底是為啥

　　強村VS富民

　　如何相互促進

　　“消薄”到底是為了什么？

　　當村里家家戶戶的農房屋頂上裝上一排排亮晶晶的光伏板，衢州常山縣新昌鄉郭塘村黨支部書記張榮明白，“是為了讓村里‘摘帽’”。

　　去年4月起，在由省委組織部、省委兩新工委聯合省工商聯、農業廳、國資委開展的“千企結千村 消滅薄弱村”行動中，“薄弱村”郭塘與浙能集團結對，后者在村里出資建造了總設計裝機容量為1000千瓦的浙能常山光伏發電幫扶項目。“630萬元的投資建設費用由企業承擔，建成后能有效運營25年，扣除租金及維護運營成本，利潤全部歸村集體，預計每年能為村集體增收50萬元左右。”這筆賬，張榮翻來覆去算清楚，“過去村里的收入幾乎為零，有了這個項目，今年村里一定能‘摘帽’。”

　　在張榮的計劃中，“摘帽”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有了這筆固定收入，村里不僅能發展村級產業，謀劃啟動樹屋民宿群、有機蔬菜瓜果基地等環保旅游項目，更要著眼保障民生，通過每年滾動投入5萬元，來資助困難群眾，并為80歲以上老人補貼部分醫療保險費用。“村里有錢了，百姓的腰包也會鼓起來。”他說。

　　強村也要富民，張榮這個樸素的愿望，確實也是“消薄”的題中之意。

　　記者在調研中了解到，各地各單位都在積極支持和幫助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建設，因地制宜通過資源開發、物業經營、生產服務、村莊建設等途徑，拓展村級集體經濟收入來源。僅省國資委就組織23家省屬企業及其下屬企業，與衢州、麗水兩地共85個薄弱村結對，富通、吉利等民營企業也紛紛與薄弱村“結親”。據統計，截至2018年底，全省共有3715家民營企業結對3746個村，帶去3207個幫扶項目，落實資金11.51億元。

　　絕大部分村莊在“消薄”行動中實現了強村和富民的雙贏，但個別也有不盡人意之處：比如，有的村為了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成立綠化養護合作社承接業務，對村民個體經營主體可能會有影響；還有的為了引進項目增加收入，對可能造成的環境污染、影響村民正常生活等情況不夠重視。

　　“強村和富民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在‘消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集體增利與農民增收的統一，要讓村民不僅是發展的主體，更是發展的受益者。”常山縣委組織部副部長何菊說。可喜的是，過去這些年，各地在推動“消薄”進程中，通過讓農民變工人、農民變股民，不斷增加群眾的一般性收入、務工性收入、股份制收入和投資性收入，村民參與鄉村振興的積極性得到越來越有效的發揮，形成良性互動。

　　云和縣石塘鎮長汀村的集體收入，曾在全縣排名100名以外，近8成村民在外謀生。3年前，村里投入200多萬元，建成了總長1000米的淡水沙灘。“云里看海、山里玩沙”的獨特景觀，在短短3年里為村集體經濟收入350多萬元，帶動旅游收入4000萬元左右。

　　村子富了，百姓共享發展成果。在長汀沙灘邊，一排排小木屋、遮陽傘十分顯眼，由村里的低收入農戶或殘疾人等困難村民經營。“16家商鋪，刨去1000元一年的租賃費，每年每戶能增收3.5萬元左右。那些遮陽傘是4個村民合伙承包的，‘五一’當天租給游客收入近萬元。”長汀村村委主任徐宇軍說，去年長汀景區收入達120萬元，帶動村民人均收入增加至3萬元。

　　支部作用咋發揮

　　培養VS監督

　　如何相得益彰

　　幫錢幫物，不如幫助建個好支部。在“消薄”的推進過程中，人的因素至關重要。

　　縉云縣前路鄉前路村黨總支書記應偉建對此深有感觸。前路村位于括蒼山麓，山水資源豐富，但資源優勢卻始終無法轉變為發展成果，“薄弱村”這頂帽子一戴就是多年。

　　去年9月，縉云縣啟動“明星書記”培育工程，在全縣篩選出首批6名“明星書記”，設立了鄉村振興產業基金，每位“明星書記”可申請支配項目資金30余萬元，用于助推3個結對村集體經濟發展。

　　借這次機會，應偉建與3公里之外的壺鎮鎮高潮村黨總支書記呂以明結對。跟著呂以明學管理、學運營，應偉建感覺自己有些開竅了。今年夏天，他要在水流清澈的樟溪開發漂流項目，還要把附近的山坡打造成滑草場，村里空閑的小廣場也準備利用起來，改造成停車位出租。應偉建說：“2018年，高潮村集體經濟收入已超700萬元，我們的目標不僅是把兩村之間的差距縮小，更要像高潮村一樣，打造有戰斗力的村兩委班子。”

　　“農村的帶頭人有沒有實干，能不能服眾，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整個村的發展。”一位鎮黨工委書記告訴記者，就在去年，鎮上兩個村同時獲得了一筆美麗鄉村建設補助基金，一年下來，兩個村的變化千差萬別：一個村不僅項目完成得出色，還通過產業投資讓村里有了固定的項目盈余；另外一個村，工程完成得勉強不說，還反過來欠下了債款。

　　“群雁高飛頭雁領”已成為各地共識。據三年計劃啟動時的數據統計，全省6920個集體經濟薄弱村中，有726個是黨組織軟弱落后村。2017年以來，我省同步推進集體經濟薄弱村消除及軟弱落后村黨組織轉化工作，突出選優育強薄弱村黨組織書記，把發展壯大集體經濟作為村黨組織的中心任務，作為考核村黨組織書記業績的重要標準，選出最能打仗的“領頭雁”打好攻堅戰。

　　“對村干部隊伍的培養很重要，監管也必須跟上。”一位浙南地區的鄉黨委書記說。隨著近年來新農村建設、鄉村振興以及“消薄”的持續深入推進，產業、項目不斷流入，當地不少農村甚至每年會有幾百萬元建設資金。這樣的大筆資金，考驗著村干部的定力和底線。“項目招投標時會不會有貓膩？工程款項結算時會不會給自己留一筆？說實話，很多時候不僅是上級和村民對我們不放心，我們自己都會擔心，生怕政策不清或是稍有不慎，就造成違紀違法，甚至犯罪。”一位村支書說得很坦誠。

　　好在對村級班子和村干部隊伍的全面“體檢”已成為我省的常規行為。2017年換屆后，省委組織部不僅全面調度“回頭看”情況，還鼓勵各地探索實行“歇職教育”，指導各地動真格處置雖未觸碰違紀違法高壓線但存在決策不執行、崗位不勝任、辦事不規矩等8種不稱職情形的村干部，并及時選優補強。僅2018年，全省就有2673名村干部被“歇職教育”，1587名村干部受到罷免職處理，1816名優秀人才被補充進村級班子。

　　未來之路怎么走

　　當下VS長遠

　　如何合理布局

　　當此次調研開始時，浙江“消薄”已再次拉高標桿：今年4月底，省委緊密對接中央扶持壯大集體經濟計劃，提出到2022年底，實現經濟發達縣（市、區）的村年經營性收入達到20萬元以上、淳安等26個縣的村年經營性收入達到8萬元以上、其他縣（市、區）的村年經營性收入達到12萬元以上的目標。

　　“對不少地區來說，這個要求既具有操作性可行性，又有一定的前瞻性挑戰性，屬于‘跳起來摘桃子’。”一位長期從事基層組織工作的干部告訴記者，這個目標的提出，意味著全省的工作重點將轉到提升村莊“造血”功能上，加大力度培育村集體經濟內生發展動力，確保村集體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這與臨海匯溪鎮山安村鄉賢彭道生正在謀劃的事業不謀而合。離家打拼近40年，他對家鄉的困境和出路看得清楚，“山村勞動力流失，發展受限，光資助并不能改變山區貧窮的根本，必須以產業帶動村民返鄉致富。”

　　臨海啟動“千名鄉賢幫百村活動”后，他結合自身企業的發展，和山安村集體簽訂了協議，把滄海集團的300畝梅花茶花種植基地、100畝番薯基地放在村里，并鼓勵村集體成立農業專業合作社、創辦農家樂，以“農業+特色農產品+生態旅游”為經營模式，用生態旅游樹立起山安品牌，“目前我們已投資200余萬元，直接帶動了50多名村民就業，重新利用閑置房屋20套，預計能夠實現村集體經營性收入30余萬元。”

　　彭道生和臨海都不是個例。隨著農村發展步伐的加快，越來越多的村莊開始主動尋求項目、制定規劃和激發創意。不過記者在走訪中也發現，在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的過程中，個別地方還是存在短視行為。有的占用山地、林地建造廠房；有的不管區域位置是否便利，營業房、公寓建了再說；有個別地方政府通過發放補助資金來完成“消薄”任務。

　　“‘消薄’是沒有終點的，不能為了達標而達標，更不能讓村莊在‘消薄’行動結束后‘返薄’。”湖州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徐仲儀說，全省“消薄”行動計劃啟動后，湖州自加壓力，提出到2020年全面消除集體經濟經營性收入30萬元以下的欠發達村，經過一年多的努力，這個目標有望在2019年底全面完成，這正是得益于湖州立足當下，著眼長遠，緊扣開放和保護、投入和效益做文章。

　　“一方面，我們勇于放棄蠅頭小利，不為低小散企業和項目打掩護，真正保護好環境；另一方面，也充分考慮投資周期、自身實力，堅持效益優先，杜絕市場風險大的項目，杜絕投入高效益差的項目，發揮好財政資金四兩撥千斤效應，撬動更多社會資本參與村級集體經濟發展。”徐仲儀說。

　　當然，要不斷推進“消薄”向著更高目標邁進，改革創新的力度和勁道同樣不可缺失。接下來，各地還是需要以黨建為引領，加快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擴大農村“三塊地”聯動改革試點，深化農村金融改革，深度激活薄弱村發展的體制機制活力，精準推進鄉村振興戰略。